臺左維新是一個致力於推廣台獨理念的青年社團。我們相信追求獨立必定可以作為一種左翼價值來實現,亦即解決當前體制肇因於政權外來性與不合理性所帶來的種種分配不正義、文化壓迫與在地視野之極端匱乏。因此,我們透過年輕化的設計與行銷能力來宣揚轉型正義與去殖民化對台灣的重要性,並藉此加深台灣人對於台灣獨立建國理念的認同與支持。

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228為毛澤東策劃!?」:從教育開啟228族群對話的可能性



        新頭殼於7月20日報導中國國民黨中評委高宗仁提案,指出二二八事件由毛澤東策劃,以及當時受害「外省人」應比照受難者申請國賠補償(新聞連結: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07-20/62422)。從相關檔案以及研究來看,高的論述仍與國民黨一貫「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的理路一致。雖然高的發言不值一哂,但本文秉持「不容青史盡成灰」的精神,仍然還是要耗費一些篇幅來「撥亂反正」一下。

        先從〈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來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受難者,係指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並沒有限制只有當時受害的「本省人」可稱為受難者。而且,早在事件爆發後不到1個月的3月21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因二․二八事件傷亡損失撫卹救濟辦法〉,依該辦法對傷亡或遭受損失之公教人員進行撫卹賠償(而且還發生不少浮報的案例)。根據賠償條例第二條的規定,至少外省籍受害公務員已不能再申請賠償。由此可知,在事件被「平定」之後,無法獲得撫卹賠償者為「本省」與「外省」籍一般民眾。但是,國賠的必要條件是「人民受到公權力的侵害」,這樣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受害「外省人」是否符合此一要件,則會有舉證與適法性的問題(但在白色恐怖時期受害的外省人即符合國賠條件)。

        至於「228事件由毛澤東策劃」一言,從事件過後來台調查的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與監察委員何漢文合寫的〈調查「二二八」事件報告〉中,就已經指出當時情勢發展到最後已經沒有指揮全局之主動者,「共黨人數甚少,亦無控制全局之力量」,由此可知台共在228事件當中並無影響力。況且,從報導來看,高的言論只有指控,並沒有任何舉證,甚至無視史實,整體來說並無益於台灣各個族群對於228事件的理性對話。

        再回到本文的重點。從人權與法治的角度來看,228事件在人權方面起碼侵害了生命、財產、遷徙、秘密通訊、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在法治方面則可以發現,政府所採取的鎮壓與綏境清鄉等手段,實為非法濫捕與殺害等嚴重違反法治之行為。本文認為,應透過教育並從人道關懷的角度著手,俾使台灣民眾對於228乃至於之後的白色恐怖能有合理且完整的認知。

        先從學校教育談起。可以從歷史、公民、國文三科(正好是這次「課綱微調」的主要目標)著手。

1. 歷史科:應該以完整時序、史實、史觀以及敘事呈現228事件(包含之後白色恐怖)的原因、過程、以及影響。

2. 公民科:以228與白色恐怖為例,使學生瞭解並探討公權力的侵害人權與濫用法治,對於民主政治的侵害為何。

3. 國文科:從降低文言文以及增加本土文學比例的角度出發,建議應收錄描寫二二八事件的小說或者受難者之家書等,透過閱讀與賞析瞭解作者與受難者之心境,藉此讓學生體會歷史脈絡與法治制度面以外的個人情感層面。

        除了學校教育以外,本文認為社會教育也必須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畢竟社會人士已無法透過學校教育獲得228與白色恐怖的相關知識。那這些人除了從網路上查找資料,還有什麼方法呢?本文建議,除了各縣市的228紀念館或紀念碑以及人權園區等等孤島式的展示空間以外,應積極規劃「人權之旅」。就是將各縣市轄區內與228或白色恐怖相關的景點做一串連,並搭配專人導覽與文字展板,使參觀者能夠親身感受歷史氛圍,並藉由導覽以及文字敘述,使他們更能瞭解其歷史脈絡,並促使其思考,另一方面也有開闢新旅遊景點之功能。

代結論

        高宗仁的言論凸顯了生活在這塊島嶼上的人們對於228這段悲劇的認知,是呈現著相當的歧異甚至是衝突。本文希望透過教育的手段,除了提醒我們過往的傷痛與悲劇不能被輕易遺忘或抹去,更是要去思考,面對不同族群對於228乃至於白色恐怖的認知歧異,該如何去積極進行更進一步的溝通與處理。

        同時,我們也應該強力要求政府,無論是將卸任或將執政的,都要更積極思考金錢賠償與節日紀念以外的轉型正義該如何進行。政府必須安撫受害者及其家屬之悲傷,同時也要促使台灣各族群展開對於此一悲劇的對話,進而邁向「和解共生」之路。另一方面也可向世界各國表達台灣對於民主人權價值的堅持,除了拓展國際能見度以外,也是向世界各國傳達台灣成為正常國家之後,有能力履行或承擔國際義務的途徑之一。


(圖片來源:kidfly`s living story,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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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0日 星期一

變化快速的亞太情勢,台灣準備好了嗎?

前言

        美國自歐巴馬總統上任以來,將目光又重新放到亞洲,不論是「重返亞洲」或「轉向亞洲」,以及特別是針對亞太地區所推出更具體的「再平衡」(rebalance)戰略。這樣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亞太地區不管是在經濟、戰略上都具有極高的價值;另外一方面也是面對到中國的潛在或正在崛起,而美國為了要維持在亞洲的傳統利益所採取的對抗性策略。

        當然,中國不論是西方所說的「中國威脅」,或是其自稱的「和平發展」,其在區域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在經貿上都與區域它國不斷加深交流與合作,形成高度性的經濟互賴;而在軍事與戰略方面,更是透過其高速成長的經濟發展再挹注到國防投資,不斷擴張其軍事力量。即便中國常常表示其對外戰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在周遭地區,對台灣而言更是能明顯感受到其威脅意圖。

        觀察近期的東亞情勢變化,台灣除了面對中國威脅而沒辦法完全放棄國防以外,在敵我意識與戰略部署上要如何來回應最新的亞太動態呢?

從東北亞局勢到南海爭議

        美國在亞太最堅定盟邦之一的日本,最近因為眾議院通過新「安保法案」而在國內外鬧得沸沸揚揚。接下來只要參議院批准,新「安保法案」就可以直接生效,屆時日本就可以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例如在盟國遭受攻擊時,派赴自衛隊至海外甚至是全球進行作戰,同時也意味著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將解禁。日本這次能在首相安倍晉三大力推動下快速通過法案,美國的點頭授意絕對是關鍵因素之一,也因此,中國在大肆舉辦慶祝所謂對日「抗戰」勝利70周年的同時,也對日本表達強烈的不滿與抗議。

        當然,東亞局勢的變化絕對不能不提到中國,中國前一陣子在南海開始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島,造陸總面積近千公頃,將興建軍事基地與機場,引發周邊國家與美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鄰近的菲律賓,不但公開表示抗議,更與日本展開聯合軍演。而美國除了發表譴責外,也針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行徑,透過與菲律賓的軍事合作,從美軍駐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定期派出部隊進行巡航,除了監控中國的軍事活動外,也是為了給中國施加壓力。也因此,南海成為了中美角力的戰場,形成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

於是,我們就要問,那台灣呢?台灣應該做什麼準備呢?

美台交流的最新進展

        前不久,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訪美,獲得美國高規格接待,順利進入國務院與美方進行會面,也被外界視為是美國對台灣2016年的大選前的表態,自然讓國民黨與藍營支持者不是滋味,中國當然也不可能默不吭聲。同時,也與美國國會議員包括共和黨與民主黨議員進行交流,其中,共和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肯(John McCain)特別表示,未來他將積極推動台灣加入更多的多邊軍事演習,並實際支持台灣發展不對稱作戰與進行人才交流。

        在軍事合作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較為低調的美台軍事交流,卻特別在今年出現了具體的突破。例如美國從柯林頓政府以來跟台灣每年召開的軍事高層對話「蒙特瑞會談」,首度移師美國首府華盛頓DC舉行,會談內容主要包括台美軍事交流、軍事採購,以及強化區域安全合作等議題。這次會議移師美國首府,加上在開會前的消息曝光,不再像是以往那麼低調,更可以看到美國是刻意對亞太、特別是對台海與中國所釋放出的訊號。

結論

        近期日本出版了最新一期2015年的《防衛白皮書》,在台海區域安全方面,由於中國近幾年不斷發展軍事力量並大量挹注國防投資,使得台灣過去的優勢不再,台海的軍事平衡也已經朝對中國的方向傾斜。在前不久由中國央視所播出一段中國解放軍正在進行的紅藍軍對抗演習影片中,畫面上竟然出現類似總統府外觀的建築物,被媒體指出應該是解放軍為對台發動斬首戰所進行的大台北地區城鎮戰演練,對台灣的挑釁與恐嚇意味濃厚。

        很明顯的,中國從來沒有放棄對台動武的準備,甚至還大舉擴張軍備,不只是對台灣,連周遭各國都相當程度感受到中國在區域政經崛起後伴隨的威脅意圖,而美國與其盟友日本與菲律賓近期以來的動作正是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回應。


(圖片來源:Neeson Hs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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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需要的力量的抗衡、正義的實現,不是靠書面上的協議




        近日來,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持續的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來凸顯「和平」的重要性,並且意欲和其長久以來的政見「兩岸和平協議」掛勾與鋪路;無論是強調「戰爭的殘酷」或「和平才有繁榮與穩定的發展」,都是在呼應其政見核心。

        誠然,筆者萬分同意「和平」是每個人都嚮往的,在沒有沒有戰爭的陰霾之下,人們才能安居樂業。不過,台海之間已經近20年沒有戰爭的陰霾,又為何要特地的去挑起對戰爭的警戒呢?或許是為了要終止所謂「憲法架構」下的「內戰狀態」。但是,我們不是有自己完整運作的政府幾十年了,也早已遠離戰爭狀態,為什麼又需要特地去靠一紙文書來保障「和平」?

        我們必須了解,和平的核心,絕對不在於一種書面上的、信用上的承諾,而更著重在力量的抗衡。力量的抗衡之背後,亦有正義的實現,如果正義沒有實現,那麼必然會有不斷的反彈,那麼這個和平也必然是假象。

        台灣的處境地位,正剛好在於被綁入所謂「一個中國」的架構,在國際上沒有被承認為正式國家的地位,對內則有數不清的權力分配問題,這一切的核心都直指中華民國體制。它曾經代表過唯一的中國,但由於國際上只承認一個中國的情況下日漸失去舞台,如此一來將會因為缺乏正常的國際關係,而失去完整對國民的保障,是一種不正義。

        同時,它對於台灣主體的文化社會進行了無數的迫害與剝削,不論是血淋淋的、恐懼的還是打壓文化進而達到剝奪參與公眾事務的,以及直接不公平的分配利益的皆延續到了今天,這是另一種不正義。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解決中華民國體制帶來的問題,正義就不會在台灣實現。


        然而今天,在台灣並未成為一個獨立的正常國家,也就是中華民國體制帶來的問題並未解決之前,就想要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那絕對只會帶來更多的不正義。除了更有可能被嵌入「一個中國」架構,離一個獨立國家更遠之外,更因為台灣缺乏正常國際交涉的國防力量,必將因協議中的條件交換而使利益受損。

        或者,因為創造了徒具形式上的區域和平,導致美國不再提供援助,讓中台之間的軍事籌碼更顯失衡,反而更增中國進兵侵犯台灣的可能。另外,也不用說目前已經因為比重過高的「兩岸交流」而造成資源分配的不正義已經侵蝕著台灣;在這個狀況下的「和平協議」能夠帶來正義嗎?能夠帶來真正的和平嗎?

        台灣人需要的,不僅是和平,更需要的是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曾說過:「和平不是衝突的不再、而是正義的臨在」(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war, but the presence of justice.),希望台灣最終迎接到的,會是正義。

        只有解決中華民國體制帶來的問題,成為一個獨立的正常國家,才有可能換得正義,還有具有保障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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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日 星期日

為了實現轉型正義,明年大選後讓「政黨法」成為國民黨的緊箍咒


        「政黨政治為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政黨透過組織與動員,將人民的意見匯聚成公共政策,並透過定期選舉,獲得組成政府之正當性。因而政黨政治運作的好壞誠然體現出一個民主國家是否足夠成熟、足夠民主,也攸關人民福祉。」

        以上大概是對政黨政治最常見的描述。台灣雖然看似有了全民普選、多黨競爭,告別了過去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進入了民主國家之林。但實際上,台灣民主的進程卻是只有轉型而沒有正義,原因之一,就是國民黨仍擁有被稱為全世界最龐大的黨產。

        黨產的爭議並非財產數量的多寡,而是過去取得手段的不正當性。雖然國民黨常稱其黨產為「合法」取得,然而當時取得過程卻是透過國庫通黨庫,許多財產經行政命令進入國民黨口袋,這樣的合法並不合理,轉型正義的真諦即是在彌補過去法律與現在法律之間的落差。

        黨產一直是國民黨亟欲告別的原罪,每次當黨產開始熱議時,這個傷口就又隱隱作痛,然而,黨產像魔戒一樣,讓國民黨擁有了就捨不得丟掉。早在2000年之時,連戰就曾提出第三波政治改革,嗣後政黨法通過了行政院版本的政黨法草案,但這草案在立法院一躺就是十幾年,被阻擋不下兩百多次。

        黨產在每次選舉都成為熱門議題,但每一次也被國民黨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馬英九喊出黨產歸零,朱立倫也要清查不當黨產,但每次歸還國家的土地與財產,與國民黨真正擁有的相比,猶如九牛一毛。


        隨著2016年的總統大選發燒,洪秀柱喊出「最窮候選人」,意欲營造出與蔡英文擁有的家產對抗,卻讓人想到四年前的總統蔡英文因為三隻小豬的撲滿被監察院「善意提醒」,最後反而演變成了三隻小豬對抗大野狼的戲碼。每一次國民黨想要在選戰中主攻財產議題,就會都還沒傷敵七分,就先自傷三分。

        明年選舉很可能是泛藍陣營首次在立法院無法取得多數,苦躺在程序委員會的政黨法草案也可能藉此重見天日。屆時不管是哪種版本的政黨法,都至少針對政黨不能經營或投資營利事業做出規範。

        而台聯、民進黨版本的政黨法也都將黨產的範圍限縮在「黨費、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收入」,國民黨過去接收日產等國庫通黨庫的行為以及擁有的這些不當的財產勢必要成為歷史。2016年的選舉,唯有把政黨法這樣的緊箍咒套在國民黨的頭上,台灣的民主化才能往正義跨出轉型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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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6日 星期日

【議題評論—臺左維新】軍公教年金改革──一盤被炒錯的飯



         選舉將屆,攸關社會發展的諸項重大議題免不了沸沸揚揚。以「軍公教年金改革」為例,雖然這幾乎是十年以上的老議題了,然而為什麼要拖到現在基金捉襟見肘,明顯危機感出現時才引起重視,又甚至仍然莫衷一是呢?其實是因為所有欲改革者都忽略了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社會主流意識對軍公教的待遇存在普遍性的誤解。簡單來說,就是整個以國家為首的宣傳機器把軍公教等職業「鐵飯碗」的這個印像灌輸並深植於台灣人心中,使台灣人普遍忽視軍公教的福利(包含薪水、福利,以及──退休金等)本質上是「待遇」,而非不可更動的「特惠」或「特權」。

何謂合理的「待遇」?

        本質上應該是屬於「待遇」的機制,就一定要在「基本保障」、「市場機制」與「有權決定、發揮影響力者」這三個面向上符合合理的原則。本文不直接採用私人企業集團「發薪水」的概念來類比,主要是怕引起混淆。因為如果是私人企業發薪機制則情況則相對簡單,就是「基本保障」、「市場機制」與「股東」。但一般人對於股東的想像可能只有「實際掏錢出來的人」才叫股東,那對應到多數現代國家(包含台灣),則會因為有許多人其實是低稅、甚至免所得稅,因此概念上難以直接轉換。總之,放大到國家的層次,那個「有權決定、發揮影響力」者就是「民意」,這也是民主國家的精神──人民有權決定國家要怎樣分配資源。因為,要確保國家把資源拿來讓每個國民擁有基本、安穩的保障,而非僅讓少數職業別享有豐厚的保障,因為那勢必排擠更妥善的資源分配。

        另外,在「市場機制」方面則需先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資訊公開透明、有明確的選項可供選擇,或是有明確客觀的指標以供比較」。所以,台灣的軍公教退休金的問題在於在當今國家架構下被塑造成「基本保障」加「優惠」,完全沒有「市場機制」與「民意」可以置喙的空間,而大眾也普遍沒有這樣的意識。常有人試圖舉出「軍公教的退休金是基於他們一生為國奉獻」,來做為不必受到改革的遁詞;這句話完全就是抹消了市場機制存在的空間,因為「為國家奉獻一生」其實只是一個空泛的形容詞,本身並不是一個明確、客觀的指標。

        本文並不反對例如從事軍職者因為面臨高危險,或是教職者因為身負重擔而應該有更優厚的待遇,但其指標不應該只用一句「一生為國家奉獻」來帶過;這絕對不是在一個進步國家內值得鼓吹的事情。因為這句話迴避了更多的公共討論與大眾參與,結果往往只會造成國家的陳腐。所以,在對待遇進行評估與平價時應該要更公開、透明化,更應包括到以民意為基礎。

年金改革的問題根源

        所以,年金改革在過去就是因為沒有考慮到社會意識過於陳腐這個因素,所以才會在面臨反彈實莫衷一是。因此,所有第一線的改革者,應該要更明確的告訴大眾一個「待遇」究竟應該如何制定才合理,尤其應該是要透過「人民有權讓國家能確保每個國民不分職業別,皆獲得基本且安穩的保障」此一概念,才可以逐漸地潛移默化我們的社會意識。

結論

        我們要破解的,不只是軍公教年金這個不正義的機制,還包括廣泛存在於台灣社會對於軍公教年金改革的誤解。別忘了,我們要把「市場機制」這個概念給引入,才能健全這個待遇體系,這才是真正的引領社會上的風向。許多保守頑固者的遁詞都是「那是為國家奉獻一生的應得」,要面對這種說法,就要用更開放、更可供檢視的方式來表現什麼叫做「為國家奉獻」,不要讓「為國奉獻」的解釋權把持在不想改革者的手上!



(圖片來源:yurenj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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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8日 星期六

中國宣布台灣「免簽」與其說是好心讓利,不如說是加深台灣對中國的依賴


         7月1日,中國宣布的「台胞證免簽」已生效實施,由於中國與台灣之間的特殊與緊張關係,使得輿論界議論紛紛,分歧也頗大。目前看來主流意見只有兩種極端的說法與評論,卻都沒有劃到重點,不但是未搔到癢處,更有可能是在誤導視聽。對此,本文試圖去破解這些所謂的「主流」說法。

(相關報導:中國政協主席:未來台胞往來大陸免簽注

兩種對於中國宣布「免簽」的誤會

         第一種,就是強調這個免簽是中國好心讓利。這種說法努力的強調免簽、往來便利,所以任何有疑慮的人都是多心;同時,又不斷拿出數字強調省下多少錢云云。這種說法又隨之帶來了兩個問題:台灣是否把越來越多的雞蛋都放在中國這個籃子裡了?以及,是否日漸在經濟與社會方面依賴中國了?

         而另外一種說法,就是不斷複誦這是一個「內國化」的政策,是中國併吞台灣的一個作為,這種說法是有正確問題意識的說法,可惜對實況的描述差了點,講好聽是只有危機意識,講難聽就是誤導視聽、用錯精力。

        我們仔細思考議題本身就可知,一個國家提供另一個國家免簽,難道就是發給另一個國家人民「國民身分證」?中國喜歡用占便宜的方式來搏版面早已不是新聞,就像之前也曾經「派船繞行釣魚台」,但是並不代表成功在實質上併吞了釣魚台。所以,要達成併吞,是需要很多條件的,絕對不是今天發了免簽就往被併吞邁進一大步。

台灣對於中國宣布「免簽」應做的功課

        面對中國提供此一免簽,台灣到底該用什麼心態面對與做怎樣的準備?首先,我們不能不正視中國確實有併吞台灣的意圖與符合其方針之實質作為。而中國併吞台灣採用的策略其實是一種「拼圖」的概念,簡而言之要完成併吞有分三個層次:加深依賴、化解敵對與塑造一「國內事務」之形象。

        同時,各種要素要進行直到實體國家的最後防線(一般來說指的是獨立行事的政府與國防)能夠被瓦解或名存實亡,才算完成中國併吞台灣的藍圖與操作。所以,免簽政策其實際效果可以說是「消解敵對關係」而已,畢竟很少有敵對國家會互相提供免簽的。



Photo Credit: Yi-Ting Chen @Flickr CC BY SA 2.0



        如果再往外推深一些,可能就是加深依賴,這就是呼應前面提到的問題──台灣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如果沒有一套長遠且健全的規劃,那麼「便利來往」將只會使得台灣在社會與經濟層面愈加依賴中國。

         所以,塑造一國內政架構可能不是主要效果。總而言之,免簽有其在統一拼圖上發揮的功效,但比起其他更重要的拼圖(服貨貿、自經區、和平協議)則重要性與影響程度並沒有那麼誇張。

台灣還可以怎麼辦?


        假使知道了免簽有這樣的效果,台灣人還可以做什麼呢?難道就只能放任不管嗎?那也未必。因為,每片拼圖都會各自發揮影響,所以能拆掉或是抵銷一片拼圖絕對是好事。以免簽政策為例,其主動權是在中國單方,也就是實際上是他想要給就給,不想給就可以收回。

         因此,這個政策真正發揮的重要性是成為將來中國要求台灣方面進行開放的相當有利的籌碼;畢竟,一年可以讓台灣人省下上億台幣的金錢,中國怎會不要求台灣也要開放相對應的事務呢?


         所以,台灣的對策就是要先分析我們還有什麼的開放是中國站在併吞台灣的立場所想要的,接著就是想辦法使中國無法得償所願。其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我們真的這麼需要中國的免簽嗎?」雖然節省金錢帳面上的數字很可觀,但是我們自身的發展是否健全了?是否以世界做為展望而不是把雞蛋放同一籃?

        在做好這樣的準備之前,我們似乎也不必特別倚重中國的免簽,如此一來可以減低被中國勒贖的可能性。當中國要求我們開放時,我們能夠不被免簽給綁死,甚至當中國說要取消免簽時,我們是否可以站穩腳步?

        當然,台灣的健全程度已經在馬政府的「努力」之下已有一定比重之減損,但這是改革者必須解決的問題,不可概括承受因循茍且,同時,也是有心要為台灣謀福利的政治人物所必須放在心上的。

結論


        總而言之,台灣必須要對中國的併吞方式有較完整的認知,如此才不會被莫名其妙的言論唬住。同時,要了解國家的發展要以健全與國際多邊交流為導向為優先。然後,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對於問題本身的了解,是否清楚且正確而不是只會打迷糊仗,並觀察他們能不能在對中國的談判上減低台灣的負擔,或是提出政策來沖銷既成協議與政策造成的傷害。

        然而,如果台灣的主要政黨與政治人物在這方面的表現是不及格的,那我們對於台灣在面對中國的併吞意圖時也就更加憂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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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評論—臺左維新】課綱微調、文言文與台灣意識



課綱本質是國民意識鍊成的政治性條目


        教育部將於八月推動新版課綱,其中歷史科與公民科部份,因為其程序問題與史觀問題遭到民間團體強烈反彈,並稱其為「黑箱課綱」,要求教育部應立即撤回黑箱課綱。「課綱」是完整的教科書編寫前所參考的「官方指導綱要」,本身即具有強烈的政策指導與教化心態;即便有不同的教科書出版商來編寫教科書,但其所依循者就是教育部所頒訂的課綱。回顧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教育內容,從國語、地理、歷史、公民等科目,都是建立在「包含中國的中華民國」的國體框架下來編纂;是作為中國近代政權的「中華民國」遷徙到台灣後,從上而下打造「近代國民國家」工程的一環。

        在此前提下,「課綱」目的是為了國民教化、養成國民意識,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工具性並單一化的「統合性綱要」。因此,即便在80年代民主化、本土化浪潮後,所謂的「發現台灣」的本土化歷史內容逐漸修正中國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語文教育,但「國民鍊成」的政治教化意圖本質並未改變。甚至,即便是政黨輪替,本土色彩濃厚的政黨執政後,也依然著意的是「歷史詮釋」和「史觀詮釋」的爭奪。到頭來,台灣的語文教育依舊陷溺在「國族教育」中無法得到鬆綁。

「降低文言文比例」與語文教育

        由於課綱和台灣聯考制度是綁在一起的,如何讓教學為「國民國家教育」解套將牽動到教學、聯考的連動性制度問題;亦即,如果是「廢除課綱」,包括考試科目、考試範圍將必須整體性地重新思考、置換,甚至是高中整個「語文教育」都必須重新調整,以回應「新時代究竟需要怎樣的公民、歷史教育?」來做為問題意識,而不是只陷溺在「黑箱」、「中國史觀」等問題。

        當代台灣所普遍使用的文體是「語體文」,以「我手寫我口」為原則。其文體轉換的發軔要回溯自日本時代,「台灣白話文」的書寫實踐逐漸出現在報紙、雜誌、文學創作中,或是總督府警察所用的「語學雜誌」中;但在殖民體制下,「台灣白話文」一直未成為教育現場用語,而只流通在少數知識份子的文藝創作或社會評論中。總括日本時代,書房教育雖然式微,但「漢文」一直以來仍在知識階層流通,並且其文體從「文言」逐漸分化出「語體文」的樣態。

        但,戰後國民黨來台後,官方強力推動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國語教育」,配合著九年義務教育和官方所掌握的文化媒介所建構的「國語霸權」,使台灣的各族群母語被邊緣化、方言化;就連日本時代所遺留的「台灣白話文」也被調整為「中國白話文」,大體來說,「白話文普及」的實踐和完成就是在戰後九年國教下的產物。而「文言文(古文)」則成為台灣語文教育中,持續著發揮著教化國民為「文化中國人」的機能。因而,民間團體會有著「降低文言比例」之說,一方面是因為「古文」所傳遞著多半是儒家道德教條有利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一方面也因為「古文」和生活語文使用上、社會需求連結性不強的疑慮。

前近代的台灣史料多以文言文書寫


        究竟,當代社會如何思考「古文」和「語文教育」的關係呢?確實,「古文」在生活實用性上不符合需求,而所謂的「文化教養」上也未必符合現代公民社會之所需。這是否意味著,「古文」成為高等教育的專業知識學科就好?前文所言及,所謂的「語體文」、「白話文」是日本時代所開始分化出來的新文體,而在戰後九年國教下得以完成,台灣人不只是語言被置換為「國語」,在書寫上也由文言、日文、台灣白話文被逐漸統合為「現代中文」的歷史進程。但在此前的語文狀態,必須回溯到從清代以來為了因應科舉制度的「儒學教育」,其特徵除了在意識形態傳遞了官方朱子學教條之外,在文體上就是「文言文」。因此,不管是清代台灣的文人所生產的文集,和遊宦所遺留的方志、詩文、遊記,以及官方的行政司法報告、奏摺等文獻,通通都是「文言文」寫成。

        如17世紀郁永河來台所寫的《稗海紀遊》紀錄了台灣西部的自然風土、地理人文等內容,讓人掌握對清代台灣治理和風土情況;又如史九龍的《憶台雜記》考察了劉銘傳新政的推行實況,包括在財政、推行實況等紀錄,可大大破除當代「劉銘傳神話」的虛構性。又自1957-1972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印出版的《台灣文獻叢刊》,其收錄了一共309種、595冊,清代至日本時代所遺留的方志、雜記、文集、碑刻、行政司法報告、民間契約等文獻,對於理解清代台灣的社會內容、土地關係、地方治理、司法秩序、族群關係、農業開發等問題都一一紀錄。

代結論

        如果說,現代的公民民族主義之依憑,是由政治共同體的共同經驗和土地記憶堆疊而成;那麼,對歷史的理解和閱讀便是開啟「土地記憶」的重要法門,而文獻便是承載著社會內容、進而瞭解土地的最佳途徑。因此所謂的「文言文和語體文」之爭,在所謂「歷史意識」建構上只能是一種對抗(中國)性的文化政治論述。要重建台灣人對土地的認識,顯然「文體」不是真議題,重點是「視角」的選擇;亦即,我們要選取的不是儒家政治與道德教條,而是紮根於土地現實的文史紀錄。透過對這些承載台灣社會內容的文史材料的重新解讀,來一點一滴地凝聚我們的台灣知識和台灣意識根基;而不輕易地為政治動員、為虛構歷史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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